华北第一案(2)

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华北局势恶化，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因日本方面对其不满，深感对日交涉棘手，将委员长一职让于王克敏代理。8月，该委员会奉国民政府之令撤销，王克敏成为一介布衣。但同年12月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又当上了委员。次年，该委员会设立经济委员会，王克敏又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一直当到“七·七”事变爆发。却说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戴笠的命令后，不敢迟缓，连夜点调人马，次日带领9名特工化装密走北平。

陈恭澍一行抵达北平后，以商人身份分头住进了两家大饭店。陈恭澍命令部属谨慎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他本人则去拜访军统北平站书记毛万里，想了解一下有关王克敏的情况。毛万里也是军统局有名的大特务，和陈恭澍虽然相识，却无私交，他似乎对戴笠不叫潜伏北平的军统特工诛除王克敏，而舍近求远地让陈恭澍来干此项行动有异议，因此对陈恭澍的到来抱冷淡态度，介绍情况时哼哼哈哈，模棱两可。陈恭澍是何等人，马上看出苗头，当下便不再探问，敷衍了一阵便告辞了。

毛万里不肯协助，难不倒陈恭澍。桃树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陈恭澍次日去找了他的老同学、曾任复新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军统特务齐庆斌。齐庆斌和陈恭澍私交甚笃，听陈恭澍说明来意后便介绍了有关情况：王克敏自粉墨登场，当上伪临时政府“主席”后，做贼心虚，意识到随时有遭暗算的可能，因此采取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所以，若要暗杀王克敏，必须选择合适地点，并确切掌握王克敏的活动规律。

陈恭澍回到下榻的京都饭店，召集几个心腹特务密议如何下手，临末得出结论：暗杀行动必须打通内线，否则很难达到目的。陈恭澍便动起了物色内线的脑筋。以军统的活动惯例，肯定有特工已打入王克敏周围，但这是北平站的人，陈恭澍已在毛万里那里碰过软钉子，自然不会再去自讨没趣，只好另辟蹊径。

怎样辟法？陈恭澍自有主张。来北平执行暗杀任务的9名特务中，有一个姓罗的是北平人氏，他有个表兄就在王克敏公馆里当差，是上灶掌勺的厨子。陈恭澍的主意就打在此人头上。

这天，陈恭澍召来罗某，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让他去摸表兄的底，看看他表兄是否能帮得上忙。罗某托人捎口信把表兄叫出王公馆，进了一家茶馆喝茶叙谈。一个时辰过去，罗某已摸清了表兄的底细，回来向陈恭澍报告：王公馆伙房分大、中、小三种灶，佣人、警卫吃大灶，王家的家属吃中灶，王克敏本人吃小灶。表兄是烧中灶菜的，但因手上拿得出点儿烹饪功夫，有时王克敏要换口味时也叫他烧几样小灶特色菜，现在月薪是20元大洋。

陈恭澍闻言窃喜：照情况看来，此人有投毒行刺的条件。他当下指示罗某：“明天再去接触，进行实质性试探，可以把价钱开得大一点儿，上万元大洋也可以。我们做事有仁有义，事前，可以把他的家眷秘密接往安全地区；事后，立刻把他本人送往武汉或者重庆，让他另谋职业。”

罗某点点头，道：“遵命！”

次日，罗某又去找表兄。这回是去表兄家，不料进门却大吃一惊：表兄仰卧床榻，动弹不得。一问情由，原来表兄昨天在王公馆值夜勤，半夜时分方才回家，半途上不慎被一辆马车撞倒，抬到医院去一查，小腿腓骨断了，只好上了夹板在家静养。罗某对表兄的“不慎”有想法，怀疑对方昨天已看出苗头，不肯下手，故来这一出“苦肉计”，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他只好安慰了几句，留下一些钱，告辞而去。回到京都大饭店，向陈恭澍如此这般一汇报，陈恭澍大觉意外，默不作声。

1938年12月，日军新任华北派遣军司令杉山元访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陈恭澍无咒可念，缩在自己房间里，让茶役去餐厅叫了几个菜、一瓶酒，独斟独饮，既是借酒浇愁，又是想再作一番苦思，说不定能想出个法子来。但想来想去，就想不出一个法子来。看来，要完成任务，只有向戴笠拍发密电，借局本部的名义指令军统北平站向他提供内线，协助行刺王克敏。这样做，戴笠当然首肯，但此举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会显得他陈恭澍能力不够，恐怕会影响今后的仕途。

次日，陈恭澍有个关系极密切的老朋友，姓张名作兴，以前也干过特工，后来改行经商，其时也住在北平。陈恭澍来北平后，曾专程登门拜访，因为是老朋友，说话时口无遮拦，漏出过要解决王克敏之事。张作兴这天来京都饭店回访陈恭澍，见这位老兄愁眉不展，忙问缘由，得知原委后哈哈大笑道：“老兄，此事有何难？只消破费若干钱钞就可以解决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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