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2)

除《意见》之外，报社内一些对范长江心怀不满的群众，越过正常程序，在报社内召开大会，并匿名给新闻总署打电话，请新闻总署通知胡乔木到《人民日报》社参加大会；同时通知范长江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报社参加社内的群众运动，接受群众批判。范长江对群众运动没有经验，他赶回报社后，向几位同志询问开大会的事，被询问者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因此很生气，对这种反常现象很不满，说“那大概是捣乱分子(干的)”。他没料到，这句话后来成为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错误的又一证据。

胡乔木看到报社群众反映的意见后，派黎澍到报社调查。黎澍把报社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得出结论，认为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在向报社群众说明时说，范长江工作方式方法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但范长江的历史中央是清楚的，关于他接母亲到北京来生活的事中央也知道，这些不是问题。新闻总署根据黎澍的调查，责成范长江回报社向群众作检查。

面对这样的群众运动，范长江不知所措。他调阅了批评意见的记录后，把这些意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工作上的问题，即办报方针问题；二、干部政策问题；三、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在6月12日的大会上，范长江作了第一次检讨。

在检讨中，他避开第一个问题不谈，直接谈第二个问题，并且不承认自己在该问题上有错误，为自己作了辩护。他重点谈第三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因为感到报纸成绩很大而骄傲自满，因此有个人主义？我考虑了很久，认为我的个人主义是表现在另一方面。……我的个人主义有特殊性，表现在不能任怨，对这样困难的重要的工作，常常考虑到：如果搞不好，要自己负责，在困难面前不能不顾一切，全心全意地来进行工作，随时想到能够不做这个工作更好。在这种心情下，遇到委屈的时候，就更发展了，就更不想做了。”在该问题上，他也没有完全认账。

面对这样的检查，群众显然不满意。总编辑邓拓在会上也对范长江进行了批判。他明确肯定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中表现出的魄力、朝气和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范长江身上的问题，比如有资产阶级庸俗思想作风，讲究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关系；有十分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群众和干部；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实际锻炼很少，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脱离了群众；特别是好大喜功，害怕自我批评，对自己的错误在很长时间内借口工作忙不回社检讨；后来检讨不深刻，同志们提出意见，他一直置之不理。

面对几乎是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范长江不愿违心认错，始终不承认自己有原则性错误。他表面上接受了群众的一些意见，但又举出一些事例为自己解释。他越是解释，报社一些群众就越认为他不愿认真听取和考虑大家的意见。虽然他作了两次“检查”，终究没有平息群众心中的怨气，无法获得群众的谅解。他与报社群众的对立情绪一时难以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将其调走。按照政治运动中人事处理的惯例，处分一个人一般都要对当事人做出一个政治结论，但是中央对范长江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结论，而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让范长江告别《人民日报》。他也从此离开了新闻事业。

据孔晓宁文章披露的上述信息可以确定，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是因为“三反”“五反”中人民日报社内群众和老干部对他的激烈“炮轰”。“炮轰”的起因，相关回忆和研究文章均认为是范长江领导《人民日报》“大转变”期间与社内老干部及群众结下了“人际积怨”。

陈勇进《意见》和邓拓的发言已多少透露出产生“人际积怨”的个中端倪。《意见》中所列范长江的问题虽有好几个方面，但导致积怨的实际上主要是前两点，即“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十分严重”和“报社内搞家长制，动不动对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恐吓辱骂”。邓拓所说范长江之问题中，有可能引发人际积怨的也基本是这两方面。他们所说是否属实呢？笔者在此从“大转变”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试作考察。

燕凌在《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时候——记他的一些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中，详细记录了范长江当年在报社编委与组长“接头会”上的部分讲话*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244～246页。。从这些讲话所叙述的事理看，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范长江对报纸工作的清晰思路与深刻认识，感受到的是他对做好报纸工作的急切心情与殷切期待。然而，若站在组织内沟通的技巧或听他讲话的人的心理感受角度看，不能不承认，其中确实有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这些讲话的语气多是命令式的和自上而下的，其中充满了“要”“都要”“不要”“不能”等命令意味或否定意味很浓的词；不少话是以教训人、责备人的口气表述出来的，甚至包括不少略带嘲讽和贬损的表达。其次，从这些话中可以感受到范长江居高临下的气势。这种气势，从积极方面看，是范长江对自己办报思想与业务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但从听他“训话”之人的心理感受层面看，给群众的感觉是过于骄傲、自视太高。要知道，他这些话是面对报社编委和组长讲的。在当时《人民日报》能担任中层以上职务者，虽不能说全部有足以自矜的革命资历，至少可以说大部分是有“老革命”资格的。经常用居高临下、教训与指责意味浓厚的口气对他们讲话，他们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相应地，脱离群众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观武断”“家长制”“官僚主义”等帽子自然会加到范长江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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