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5)

从范长江在“接头会”上的讲话内容和其批评许多人时所针对的问题看，这个时期他之所以频频批评人、教训人，实在是因为彼此对新闻工作的态度、理念，彼此在工作作风及工作习惯、工作方式与方法方面存在太大差异。很多导致范长江生气、不解，进而不得不疾言厉色加以严正指出、严厉批评的事，在范长江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根本就应是新闻工作常识，作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记者、编辑原本就应知道，至少应该一点就通，用不着三番五次地强调；很多使他不得不予以严厉批评的问题，原本就不该出现。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当他认为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出现的时候，当他认为不该犯的错误一次又一次被人尤其是被一些“老记者”“老编辑”犯了的时候，内心的愤激、无奈、着急、不可思议感必然会陡然而生。激愤、无奈、着急之下，疾言厉色的教训、责备乃至尖刻、严厉的批评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范长江在工作上作为领导干部与很多社内人员等群众之间的差异，概括地说，是一种比较强调专业性的新闻工作与根据地、解放区新闻工作之间的差异，亦涉及建国后党的新闻政策重大调整等。

范长江这个时期在《人民日报》的做法，大方向上坚持的是党报方向，同时在新闻资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新闻职业精神。他理想的党报是，既能反映党的声音，又能反映群众的声音；既能做党的喉舌，又能做党的耳目；既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要为党做好宣传，又要遵循新闻传播工作的常规。他在《人民日报》的许多做法，从思想资源乃至具体操作方法看，很大程度上均源于《大公报》。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按《大公报》新闻工作的部分理念、经验和做法来推动《人民日报》“大转变”的，是按照《大公报》对工作人员态度、作风、工作方式方法的要求来要求《人民日报》员工的。这一点在当时并无不当之处，因为在范长江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前，毛泽东就曾要求《人民日报》应该“学学《大公报》”，并说“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参见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在这个意义上说，范长江被派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本身就含有让其结合《大公报》的经验改进《人民日报》工作之意。既如此，在《人民日报》工作中较多融汇《大公报》的新闻理念、作风、工作方式方法，按《大公报》对人员的要求来要求《人民日报》人员，就是情理当中的事。

然而，由于当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自根据地、解放区，他们在新闻工作的方式、方法、态度、作风、习惯等方面大多沿用在根据地或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做法和习惯。李庄在述及范长江“决胜于社门之外”这一决策对“从根据地来的记者”的督促作用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根据地)记者不写或少写新闻，是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便，人们的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以外的事情一般不报道等习惯造成的。我们长期没有树立时间是新闻的首要(或极重要)条件的观念。人们最关心的是战报。但什么战报发，什么战报不发，是单独发或者综合发，及时发或者看看再发，都由军事指挥机关掌握和操作，报社记者概不与闻。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地方工作”，而后者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人民日报(指华北《人民日报》——引者注)就出过这样的笑话：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终生没有写过一篇新闻，他的工作就是写通讯。这是大家不以为异的事实。还有一位记者，大家说他“一篇通讯写两年，压了一年才发表”，也是基于事实的笑谈。原来他头年秋季外出采访，翌年春季写出通讯稿，大家戏称跨两年。由于通讯稿没有严格时间性，迟至年底才发表，戏称又是一年。这些基于事实的笑话，说明我们这些从小在根据地长大的新闻工作者多么缺乏时间观念。*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36～237页。

这段记述虽主要说的是根据地、解放区的记者缺乏新闻时效观念，但从具体描述中可以感受到根据地新闻工作的诸多侧面，如新闻题材的单调，体裁的单一，以通讯为主、不看重新闻，通讯完全不重视时间；新闻工作态度方面慢三拍、不紧不慢，缺乏主动精神，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领域概不与闻；目光只局限于地方，只聚焦于地方性、局部性问题，缺乏全国视野与全局意识等。这些观念、意识、态度、习惯与做法，与“大转变”中的要求显然存在巨大差异。以这样的观念、态度、意识、习惯和做法应对“大转变”中的新闻工作，必然处处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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