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与长征故事(3)

虽然过了30年，我对坐在暨南大学图书馆，读着《光荣与梦想》的印象依然深刻难忘，但觉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改革开放初，广州领风气之先，女孩子长发飘飘，走起路来娉娉婷婷。于是，看到曼彻斯特描绘当年美国大学校园风景的一个细节，不由莞尔：由于长发披肩，每个女生从后面看上去都像美女。

再以贝尔登记述解放战争的新闻经典 《中国震撼世界》为例，有段描写华北平原的文字，读来同样生动形象，历历在目：

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A字，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

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与日本人作战。

黄河像一条泥鳅，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蜿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

而贝尔登对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原因的分析，更是举重若轻，鞭辟入里：

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美国记者科林斯与法国记者拉皮埃尔合写的《巴黎烧了吗》，看起来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而如此传神的“深度报道”，没有一丝一毫虚构，“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董乐山），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无不有根有据，都由采访调查所得，让人叹服。同样不得不叹服的是，《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新闻史》《巴黎烧了吗》等佳作佳译，都出自同一位新华社的新闻人和文化人——董乐山。他在译介这些名作之余所著的《译余废墨》，同范敬宜的《敬宜笔记》一样，均属“大手笔，小文章”。巧的是，董乐山与范敬宜还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

无论受到此类笔法多少熏染，反正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非虚构”作品，包括新闻报道显然日益灵动，千姿百态，如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 《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开篇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北京日报》的《赤脚医生——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中央电视台的《皮里村蹲点日记》以及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即使学术著述《苦难辉煌》，风格章法都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韵味。其间，王树增的非虚构“三部曲”《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尤为典型。以书写长征而论，斯诺自是先驱，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再上层楼，而王树增的《长征》堪称又一高峰。中央电视台曾邀请王树增在《百家讲坛》开讲长征，果然名不虚传。

或是所见略同的巧合，或是灵机一动的启发，就在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的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也走上长征路。不同的是，他完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了万里长征路，而且严格按照红一方面军的路线和日程行进。所以，他成为第一位名副其实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每到一地，他都将当日见闻写成新闻，发回报社。于是，从1984年10月16日到1985年10月19日，读者每天都能在邓小平题写报名的《经济日报》上，读到这组系列报道——《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仿佛随他过湘江、渡赤水、攀上娄山关、跨越大渡河，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如他后来回忆道：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个小时58分的大雨天气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了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子，用明码电报发回北京。

犹记一年冬天，我在清华主持 “名记者研究”课程，邀请各路名家来给新闻学子传道授业，上课时间是晚上7点20分。邀请罗开富那天的下班时分，京城突然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冰天雪地，交通瘫痪，许多人辗转跋涉，午夜或凌晨才到家。时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的罗开富，5点许离开报社，赶来清华，结果也陷在路上，寸步难行。一两个小时中，我一边安顿学生，一边不时同他联系。眼看天气越来越糟糕，觉得今晚课程恐怕够呛，便建议他打道回府，以后再说。而他不肯轻易罢休：长征路都走过了，这点儿困难算什么，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清华！走过长征路的人，确有一种精气神儿，当然最后还是劝他折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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