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武汉新闻记者联(3)

然而，虽然武汉新闻团体在1926年末即已开始筹备，并在随后召开了两次筹备会议，并对成立新闻团体的主要工作进行了讨论，但武汉新闻团体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可能因武汉新闻界的复杂情形而遭遇了多方阻挠。因此，在时隔长达两个多月后，才又重新在汉口民国日报馆召开第一次发起人大会，并于1927年3月10日在报章上刊登发起人启事:“同人等为改善新闻技术，增进舆论威权，巩固革命势力，并维护自身利益起见，特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会员以个人为单位，凡我新闻界同人务望于十二日以并驾临而投函汉口老闸锦春里《楚光日报》社接洽加入，共同筹备第一次筹备会，并定于十三日下午一时在歆生路德安里一号《民国日报》编辑部举行，届时无论加入未加入者均望一致莅会共同进行，是所至祷。”发起人是来自《中央日报》《革命军日报》、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新闻报》《楚光日报》《新民报》《商报》《江声报》《大陆报》《公论报》 《鄂报》《大汉报》《黄报》《血花世界日报》以及雪花社、人民社、国闻社等新闻机构的新闻从业员和上海《申报》、上海《新闻报》驻汉记者等共56人。④ 《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发起人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武汉新闻团体筹备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发起者的报社、通讯社还是新闻从业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团体名称也由“新闻界联合会”改为“新闻记者联合会”，会员资格的限定亦由“团体、个人”都可以申请入会到明确规定“会员以个人为单位”。之所以在短短两个多月中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笔者认为这与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武汉新闻界的状况密切相关。团体名称由最初的“新闻界联合会”到最终具体为“新闻记者联合会”，表明会员的入会资格发生了变化。从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最终对会员资格的限定仅允许各报社、通讯社的主笔、编辑、访员入会来看，实际上是将服务于新闻界的管理人员特别是作为商人的报业老板排除在组织之外，这与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商人在一定时期的革命性的界定有很大关系。

在革命浪潮风云激荡的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依据政治态度及其表现将商界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认为商界上层不支持革命，甚或是反革命势力，且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将商界上层界定为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阶层，成为被打倒的对象① 朱英: 《商民运动研究 (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严格说来，报社和通讯社的社长、经理等并不能被看做商界上层人物，但在新闻机构的普通职员眼中，社长、经理等作为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与控制者，却被等同于商界上层。因此，受当时革命话语流行的政治因素影响，许多地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都特别强调所谓的革命性与革命化而认定报社和通讯社的社长、经理不具备会员资格，亦即否认他们具有新闻记者的资格。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机构中的社长与经理等人被有意排除在新闻记者团体之外。

此外，新闻记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是将社长、经理等管理人员排除在记者团体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大革命时期，各地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店员运动以及劳资纠纷，工人与店员要求增加工资与改善工作环境的斗争此起彼伏，致使各地“工潮倏起”，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各地报纸的相关报道层见叠出。新闻界也受此影响，作为受雇阶层，许多地区的新闻记者也纷纷向报社和通讯社的社长、经理发起加薪运动，同样导致相互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为反对资本家阶级的压迫，配合此一时期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新闻记者还提出要组建纯粹的“劳工”团体，避免团体组织受到社长与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控制，以维护自身的职业利益。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影响下，代表资方的社长、经理当然不可能被认可具有新闻记者的资格而加入新闻记者联合会。

会员资格限定由“团体、个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到明确规定“会员以个人为单位”的转变，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则是新闻界自身的分化与斗争。前面已经提到，北伐军初到武汉之时，新闻界的情形与前相比更趋复杂，很多报社、通讯社长期依附于军阀以换取官方津贴，这些新闻机构对北伐军从心底里并不欢迎，千方百计阻止革命宣传。这些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很可能对国共两党倡议组织的新闻团体百般阻挠，武汉新闻界在几年前组织新闻记者俱乐部时就出现过类似情形。当时，曾最先议决以团体为单位入会，但由于一些报馆“表示拒绝参加”，不得不改变加入方式为“不以团体为单位，而以各报社、各通讯社社员之各个份子为单位”，以抵制这些报馆的反对主张② 蔡寄鸥:《武汉新闻史》，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1943年，第63页。。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新闻界的形势与前相比则显得更为复杂，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文章来源：《新闻界》 网址: http://www.xwjzz.cn/qikandaodu/2021/0623/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