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武汉新闻记者联(7)

来源:新闻界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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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虽然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组织,但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对新旧军阀和反对帝

(三)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虽然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组织,但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对新旧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例如,1927年4月28日,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得到消息之后,对于“南北军阀,肆意屠杀革命领袖,极为愤慨”,不仅号召各报刊、通讯社大力讨伐,而且还为此专门召开执行委员会进行讨论,并最终决议以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予以声讨。通电指出:“自蒋逆中正,投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广州各地屠杀革命领袖,以博帝国主义者欢心,而取得三百万海关余沥后,北方军阀张作霖师其故智,冀沾泽润,李守常等二十一同志乃同罹惨祸。新旧军阀,甘心为帝国主义者之走狗,不惜残杀民众,以逞其能。敝会一致议决,誓当竭力反对,尤愿以后死者热血唤醒全国暨全世界同胞,认清大敌,努力奋斗,为南北死难诸同志复仇!关河匪远,此志不渝。临电不胜悲愤之至!”④ 《声讨新旧军阀残杀革命领袖》,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从这则言辞激烈的通电中可以看到,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对南北军阀破坏革命、残杀革命领导人的行为极为愤慨,表示要“竭力反对”,不仅痛斥杀害革命领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而且也借此对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予以声讨,并希望全国民众能够“认清大敌”“努力奋斗”。

同时,新闻记者联合会还以实际行动号召新闻界积极支援前线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将士。1927年6月,新闻记者联合会鉴于国民革命军在河南境内与奉军作战时,由于奉军炮火猛烈,将士死伤者甚多而发动全市新闻界支援前线将士,新闻记者联合会第七次执行委员会决定对前线将士预备慰劳,并由该会执行委员邵季昂提出慰劳办法,经执委会一致通过,要求该会所属报馆、通讯社于一星期内预备慰劳礼品,送交该会,以便汇集分送各军受伤将士⑤ 《新闻记者联合会预备慰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联合会还在此后成立的武汉各界慰劳伤兵会中主动担负起宣传的各项事务,大量报道前线的战况,为前线将士摇旗呐喊⑥ 《汉市慰劳伤兵会成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除此之外,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还积极参加武汉群众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以其自身优势在其中担任宣传的职务,有力地配合了各种民众运动的开展,为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的高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⑦ 《本日欢迎凯旋将士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国民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对中国革命百般阻挠,伺机破坏,因此国共两党都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号召全国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言论掌舵人的执笔新闻记者不仅在报章上深刻批判帝国主义,以唤醒民众、动员民众,而且还以团体名义主动参与到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同社会各界一起为挽救时局而努力奔波。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时正是国民革命反帝运动的高潮阶段,该会成立之初就主动参与各种反侵略的群众运动,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1927年4月3日,日本在汉口制造了致使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四三惨案”,激起了包括新闻记者联合会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武汉民众,甚为激昂”。惨案发生第二天,武汉20个团体的代表30余人假市党部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十余团体为委员,并推举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宛希俨起草《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组织法》;会议结束之后,由省市党部与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八团体领衔到国民政府请愿,呈递请愿书和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所提条件① 《全国民众对四三惨案之激昂》,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四、结 语

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北伐军攻下武汉之后,是中国政治形势出现新变化、新特点的重要时期。此一时期的武汉不仅充满着国共两党与北洋军阀激烈的斗争,也掺杂着国民革命内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因此,面对武汉的复杂形势,张太雷就指出:“革命势力虽然总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发展的机会,但是亦总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的形势。”② 太雷:《武汉攻下后国内外之形势》, 《人民周刊》第24期,1926年10月1日。

实际上,虽然北伐军军事势力已经深入武汉,但是由于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势力在此统治长达十年以上,武汉“可算受国民党影响最少”。在这种情形之下,武汉的政治和社会形势都异常复杂,“这里不仅有吴佩孚政治的反动,而且有反革命买办阶级和贪污劣绅土豪之社会的反动”。虽然这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统治较久的广东和湖南也存在,但是在广东和湖南“还有社会上革命势力的组织与之抵抗”,甚至广东的“买办阶级已经受过几次严重的教训,劣绅地主虽然未受政府和群众方面严重的教训,都受革命空气包围不敢放肆”;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也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群众觉醒起来,有自己的组织,并时向军阀和贪官污吏作战”。武汉的情形则大不相同,“民众组织在吴佩孚势力统治下时就被解散了,随后民众只要有点抬头表示,买办劣绅地主即刻便压迫下去。工会被解散了,学生被压迫了,而饥饿贫困激成的农民运动也受武力的摧残”,甚至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两个多月之后,“吴佩孚党徒的一班买办劣绅的反革命仍然势焰高涨,他们不是公然出来反对新的政权,但是他们的势力满布于都市与乡村”。③ 魏琴:《北伐军占领后的武汉》,《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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