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大后方新闻界三剑客(2)

浦熙修（1910-1970），出生在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一个名门之家。大姐浦洁修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学德国，笃信共产主义，但根据党的安排，一直留在党外开展统战工作。三妹浦安修是一位“既爱武装又爱红妆”的女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后与彭德怀结为革命伴侣。四弟浦通修，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中排行老二的浦熙修大学毕业后，于1936年加入《新民报》，成为该报的第一位女记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浦熙修随报社迁往重庆。她在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期间，积极宣传抗日，采写了《人人心头辣 忘不了“一·二八”》《东北人要回老家》《保卫领空的无名英雄》《入虎穴访飞虎》等报道，展现大后方民众抗战必胜的决心。浦熙修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进行了深刻批判，撰写《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等文章，引起社会哗然，她因此声名鹊起。

在重庆，浦熙修经三妹介绍，成为了红岩村的常客，结识了很多党员朋友。通过在国统区的观察和对比，浦熙修更加倾心于中国共产党。

她在自传中记述道：“在重庆《新民报》工作，前后共七年（即1939年至1946年）。我一开始工作便找到了党，党对我是那样关怀。我有太多的机会见到党的领导同志们，我愿向他们倾诉一切，他们也从来不把我当外人。《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也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常常一起商量工作。我幸福地生活在党的周围，党给我以无穷的力量。”她说：“我把社会分为光明面和黑暗面，好人和坏人。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抗日，搞摩擦，不民主，无自由，尽做坏事，令人愤慨。‘皖南事变’尤其震动人心。而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做的都是好事。我有正义感，要求抗日、要求自由民主，我讨厌和仇视国民党的反动领导和腐败制度。我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我完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我思想上，敌我界限是分明的。我不愿意说一句有损于党的利益的话，做一件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

◇彭德怀与浦安修在延安

周恩来、邓颖超等与浦熙修一见如故，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亲昵地称她“浦二姐”。浦熙修多次向周恩来表达心愿，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认为，以她的社会影响力更应该留在党外开展工作，这样比在党内发挥的作用大。

在国统区，国民党严格限制各界人士与共产党人接触，许多新闻记者不敢出入共产党在重庆的办公地点。而浦熙修不仅从容自若地出入周公馆等地，还经常与《新华日报》记者一同采访。

《新民报》主编陈铭德回忆说：“熙修不怕特务的盯梢，把个人安危置诸脑后，经常出入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周公馆。回到报馆时，常常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述说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发挥民间舆论应注意的问题，使我们和报社其他同人，对民族大义、抗战前途和国际国内政局发展方向等问题，逐渐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浦熙修尤其擅长写人物传记。在战时重庆，她报道得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1944年，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浦熙修通过采访，写了特写《周恩来来了》，描述其“面庞团团，眼睛更显得圆大而有神，他避免一切严重的政治问题：‘谈些轻松的吧。’”

1946年旧政协会议期间，浦熙修专访了38位来自不同党派的会议代表，并撰写了精彩的新闻报道和访谈传记。她为了对中共代表进行深入采访，经常在周公馆附近“盯梢”，甚至不惜花费一天的时间等待周恩来。

为充分表达中共方面和平民主的方针政策，浦熙修在采访周恩来的新闻报道中使用了与其他党派不一样的笔调：“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里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他对目前时局的处理，只有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手，政治解决’。所以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停止内战，其次才是和平建设方案、国大、宪法及复员善后等问题。”而浦熙修踏实专注、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也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他与《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谈话时，特地赞扬浦熙修那股锲而不舍的钻劲，要求记者向她学习。

同年，南方局东迁南京前夕，浦熙修再次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勉励她留下来，说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比在延安发挥的作用更大。浦熙修听从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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