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3)

燕凌还记述了范长江在“大转变”中对报社许多人在“高标准、严要求”背景下进行严厉批评的情形。其中一件事是，1950年5月，一位编辑把在政法委工作的民主人士叶笃义投的重要稿件压下未做处理，叶打电话催问，编辑很不耐烦，后政法委来信询问，编辑更反感，认为“政法委干涉我们的内政”。范长江发现此事后，立即追查。这位编辑作了书面检讨后，范长江在其书面检查上随手加了很多十分严厉的批语和一个总批语。这些批语往往上纲上线，诸如“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的关门主义”、“政治上的盲目自大”、“把自己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王国”等，而且措辞极为严厉，在许多定性性的词前面往往加有程度极强的修饰词，如“对于非党人士采取极端错误的轻视的态度”、“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党中央一再号召加强与非党群众联系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大大地妨害了我们与非党群众的联系”、“惊人的无组织与无纪律”、“以专断独行任性胡为的态度来处理政治性问题”、“对于政法委员会极不尊重”*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等。这样带有群众话语意义的政治批评无疑过于严厉了，其严重性与压力对于一个社内编辑来说可想而知。

这样严厉批评的事例还有很多。如1950年夏天对被派采访淮河铁桥的两位“老记者”的批评，对一位说自己不知道稿件作者之电话的编辑的批评，对机械照搬《真理报》编辑方式的批评，对报上发的消息老是迟到的批评等。这些批评大都很严厉，例如，当他要编辑给作者打电话核对稿子里的问题，编辑说不知道作者电话时，“他惊奇地说：做新闻工作，怎么对这样的事情能说‘不知道’呢？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为甚么不问清楚呢？”“‘我不知道’这种话”怎么能“从编辑记者口中说出来”呢？针对完全照搬《真理报》版式、标题的做法，他“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针对消息老是迟到的问题，他“难以容忍”，认为是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他十分生气地责问，消息老是迟到，“这是做新闻工作吗？”针对报社许多人工作中存在的“大致差不多”就算了的情况，他批评说，“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受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

关于范长江在领导《人民日报》“大转变”中对社内干部、群众的严厉批评，金凤也有记述：“他常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那时不超过一百人，也就是几十个人吧)，在他办公室门前的院子里，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因成天出外采访，参加的次数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会不会当场出丑。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的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当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报社不少人有些怕长江同志，怕挨他批评，怕挨他骂。”“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老解放区报纸没有时间性，办报纸如办杂志，人手多，工作没有严格的数量、质量要求。不少从解放区来的同志对长江同志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不满意。总而言之，长江到人民日报工作没几年，搞得不很愉快。”*金凤：《长江同志风范永存》，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68页、269页。

孔晓宁也记述了在一次“飞行集会”上范长江对参加会议人员的批评。他说：“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针对范长江对社内人员的严厉批评及所引发的不满，李庄写到：“在记者工作中，他有时要求过急，对某些拖沓作风批评很重，而且不大注意场合，引起一些同志的反感。”*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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