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躁的开端新诗百年驳论(2)

二、被遮蔽的先行者

历史在被叙述的过程中总有被压抑的成分，“反记忆”、“反档案”是必要的研究态度。如果说，前述质疑主要围绕胡适、郭沫若、胡怀琛等少数名垂青史的诗人展开，而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等毕竟同为“创造社”成员，胡怀琛又迂阔到妄自尊大的地步，那么鲜为人知、默默无闻却对中国新诗的发生有坚实贡献的新诗人及其作品更应被纳入视野。叶伯和主创的《诗歌集》便是典型一例。

1920年3月，胡适《尝试集》出版。他在此书的自序中信心满满地认为，在《尝试集》最初创作阶段，“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注]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尝试集》，第38-39、3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新诗集》虽于1920年1月出版，但确难证明其中所收录的其他诗人在1916年便动手试验新诗或胡适所谓“白话诗”。可是1920年5月，《诗歌集》出版。叶伯和在该诗集自序中说，自己在东京留学时“多读了点西洋诗”，尤喜爱伦·坡“言情的”诗，认为比中国古典情诗“更真实些，缠绵些，那时我想用中国的旧体诗，照他那样的写，一句也写不出。后来……想创造一种诗体……‘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作诗呢？’到了民国三年，……我自己便做了些白描的歌，拿来试一试，居然也受了大家的欢迎。”[注]叶伯和：《〈诗歌集〉初版自序》，《诗歌集》，第5、6页，上海，华东印刷所，1922年5月再版。叶伯和的“试一试”比胡适的“尝试”还早两年，尽管他谦逊地认为这些试验不算什么，“胡适之先生创造的白话诗体传来”后才正式创作新诗，[注]叶伯和：《〈诗歌集〉初版自序》，《诗歌集》，第5、6页，上海，华东印刷所，1922年5月再版。但若比较《尝试集》和《诗歌集》，便会清晰地辨别出后者更为新鲜、现代。

最突出的方面体现在两人对韵律形式的处理差异上。尽管胡适在反思《尝试集》第一编时认定“诗体的大解放”，要求打破“五七言的句法”，用“自然的音节”写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注]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尝试集》，第3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但在是否祛韵方面仍然保守，他于1917年致信钱玄同，认为白话诗“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注]胡适在1919年10月10日发表于《星期评论》的《谈新诗》一文中方提出“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但他在其后实践中依然难以祛韵。钱玄同亦回信同意：“‘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只是稍加反对胡适在旧词曲上的流连。[注]钱玄同：《〈尝试集〉初版序》，《尝试集》，第14-1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胡适确实爱作“韵文”，即便如《关不住了！》《希望》等译诗也讲究句末用韵。有些诗甚至蹩脚到每句用同一字押韵，朱湘就曾说：“胡君‘了’字的‘韵尾’用得那么多。这十七首诗[注]指《尝试集》里除去旧诗词、译诗和朱湘认为“矫揉”“平庸”之作以后的17首诗。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晨报副镌》1926年第2卷第1期。里面，竟用了三十三个‘了’字的韵尾(有一处是三个‘了’字成一联)。……就是退一步说，不刺耳……也未免令人产生于一种作者艺术力的薄弱的感觉了。”[注]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晨报副镌》1926年第2卷第1期。不仅如此，胡适的创作连“长短无定”的理想亦难达成：《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固不必说，几乎全按五七言或旧词曲的方式分行；在第二编中，也有《如梦令》《小诗》等作品难逃传统诗词句法的窠臼；直至四版增订的《希望》，非但是如刀切般齐整的五言诗，并且押韵僵硬，乃至后人干脆将之谱曲成流行歌曲《兰花草》。《诗歌集》则不然。它在编辑上分为“诗类”和“歌类”。在1920年5月面世的初版中，“诗类”已经真正做到并超越了胡适所提倡的“诗体的大解放”：完全没有按旧诗词曲的格式分行，行末句尾不显现追求押韵的自觉，更好地成就了“自然音调”之美。它们是散文化的自由诗，而且展现出稚拙的诗艺，文字上时有和谐的对称(并非律诗刻板的对仗)，音节上不乏充满余韵的延宕，如：“我和她都换了晚装；携了乐器；牵着孩子们；——/来到蔷薇花的架下，都坐在一把长椅上。//看着月的光明；花的美丽；四面都静悄悄的。”(《我和她》)“歌类”作为叶伯和最早着手的试验，使用尾韵较多，分行略照顾入乐的便利，但同样无一例外跳脱出传统诗词句法的拘囿，实在也比《尝试集》里的许多诗“新”些。更难得者，“歌类”里个别作品竟也作散笔而祛韵，如两首《兰花》中的第一首，与“诗类”的解放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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