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躁的开端新诗百年驳论(5)

有关“新诗百年”的社会实践在客观上有利于大众对中国新诗的认知和传播，在具体问题的研讨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考和写作，但它所激发的参与热潮依然尚不及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在“新诗百年”所触发的各类选本和一系列评奖、研讨、朗诵等活动中，人们缺乏追求平等性的自觉，没有充分警惕话语权力在其中的渗透，同时放纵和鼓励着贪婪的入史情结。

只有深入探索和体悟“开端”的究竟，才有可能理性正视中国新诗目前仍然处于漫长而多舛的开端这一事实，从而不再满足于狂热的文学生产所带来的肤浅、虚妄的成就感，明白“静”之于“虚热闹”、“内化”之于“外面的架子”的难得。文学个体不能只是被喧哗与骚动裹挟着推进甚至主动媾和，而必须在生存之基上作为相对独立的清流汇入其中加以抗衡。不妨多咀嚼傅雷对艺术所提出的“往深处去”的要求：“我们需要镇静与忍耐”，“深思默省，锻炼琢磨的功夫尤其应当深刻”。[注]傅雷：《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傅雷艺术随笔》，第29-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在史料考证方面，保持对现有文学史的质疑精神，重新去扎实地扒一扒一页千钧的故纸堆；在理论、批评方面，“进行新诗文本的考论，从中提取已经由优秀诗作体现出来的文体特征”，清醒地懂得“作为某种‘整体性’而虚拟并描述的新诗‘文体’的历史构架，则成为十分可疑的空中楼阁”；[注]傅元峰：《“百年新诗”辨》，《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在创作方面，潜心求教于古今中外不同风格之杰作，专注于对世界和自我内部的省思，多产出几位胡适所谓“白话京调高腔之中”的“陶谢李杜”。[注]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尝试集》，第3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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