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躁的开端新诗百年驳论(4)

如果“查验拣择”得当，中国古典诗歌也同样给予新诗以滋补和灵感。闻一多、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的创作和理论都从古典诗歌中获益匪浅。冯文炳对中国新诗的追根溯源特别引人注意。他离开晚清“诗界革命”、胡适起手“尝试”时都曾领受启发的元白流脉或宋诗经纬，认为晚唐温李的诗歌“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尤其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颇难处置，我想从沙子里淘出金子来给大家看罢，而这些沙子又都是金子”，“粒粒沙子都是珠宝”。“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新诗里自由生长”。[注]冯文炳：《谈新诗》，第28-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冯文炳对晚唐诗歌的这种体认不但将中国新诗的“前例”远推至六朝，而且接通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诗歌观：“诗的境界或诗情是由一种新生的感觉、一种感知一个世界或众多关系的完整体系的意愿组成的”。[注]〔法〕瓦莱里：《谈诗》，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第92页，胡宗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然而，箭矢再度折返，在已经被新文学史家们公认为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的王独清、穆木天等的作品里，有学者依然洞见了“陈腐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意象”，“象征主义抒情主体与物象之间建立的神秘的暗示关系不见了，冷色调的抒情最终还是沦为一种意象式的说明”。[注]傅元峰：《错失了的象征——论新诗抒情主体的审美选择》，《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而李金发虽然“醉心于西方象征主义，但……更难改变的则是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他的“许多‘现代’味是黏上去的”，难掩其“委曲求全”“欲言又惧，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处世心态，甚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臣妾人格”。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者们不少是于老旧的底色上“取舍‘现代体验’的”。[注]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第195-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更何况，这些“现代体验”还曾被各种非文学的因子长期、多次地阻断和破坏，呈现出愈发支离破碎、往复徘徊的景象。今天，尽管“后学”早已在中国引起关注和思考，但依旧有人张皇地抓住新诗的外在韵律格式不放，依旧有诗作停留于单薄的直抒胸臆或符号化的意象式说明，依旧有抒情主体映照出卑怯的“臣妾人格”。而“现代”，正是中国新诗之“新”的题中之意。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新诗的开端分明又以扭曲、错综的姿态蔓延到现在，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

因此，开端(特别是现代的开端)意味着“多层次的‘分散的统一’(coherence of dispersion)”，[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第566、42页，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并且，它“是一种行动，和所有其他行动一样，它与一个活动领域、思维习惯、有待实现的条件相联系”。[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第566、42页，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中国新诗并未遵循机械的进化观滚滚向前，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仪式性的欢呼，而是切实有益的耕耘。

四、急功近利的根底

那么，人们何以会如此轻易地接受“新诗百年”的概念、并心甘情愿为其支付巨大的人力、财力呢？除却受缚于刻板的思维定式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上世纪30年代有一场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发难者沈从文认为立志投身文学事业者应有“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切不可表面“附庸风雅”，实际却沦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注]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6-5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其后，鲁迅又将“京派”和“海派”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它们的本质乃“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注]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更是著名的诛心之论。如何评价“京派”和“海派”显然并非本文旨趣，但“新诗百年”成为举国诗界为之劳心劳力的运动，也正反映出其制定者和操办者缺乏一点儿“厚重、诚实”、“顽固”、“呆气”，而太多一点儿玩票和白相态度，甚至难免“假呼群保义之名，成个人事功之私”[注]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文艺报》2016年12月28日。的嫌疑。对于今天很多生存于政绩指标和市场诱惑之中的文学机构和文学从业者而言，根本不及或不愿深思熟虑中国新诗的开端问题。他们所急需的常常是尽快从半空牵下一两个概念的线头，再迅速填充大量文本和活动，便企图织就文学或文学以外的繁荣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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