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躁的开端新诗百年驳论(3)

新诗的韵律问题，至今依然为人们所争讼不休。叶伯和已有超前的自觉，他说：“Tagore是诗人而兼音乐家的，他的诗中，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我很愿意学他”，[注]叶伯和：《〈诗歌集〉再版自序》，《诗歌集》，第1页，上海，华东印刷所，1922年5月再版。“Tagore说：‘只有乐曲，是美的语言。’其实诗歌中音调好的，也能使人发生同样的美感——，因此我便联想到中国一句古话，郑樵说的：‘诗者，人心之乐也。’和近代文学家说的：‘诗是心琴上弹出来的谐唱。’”[注]叶伯和：《心乐篇》，《诗歌集》，第1页，上海，华东印刷所，1922年5月再版。同样是诗人而兼音乐家的叶伯和，不仅对新诗的“自然音调”有很深体会，领悟到“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注]〔美〕庞德：《回顾》，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第132页，郑敏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而且已隐约窥得不可孤立讨论新诗的外在韵律形式、必须感受其与内心情感相谐的堂奥。后一个观点，徐志摩直到1926年、[注]徐志摩在1926年“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及“危险”：“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徐志摩：《诗刊放假》，《徐志摩研究资料》，第172-17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戴望舒直到上世纪30年代[注]戴望舒说：“诗的韵母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戴望舒：《诗论零札》，梁仁编：《戴望舒诗全编》，第69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原题为《望舒诗论》，1932年11月1日刊于《现代》第2卷第1期，1933年收入《望舒草》时改名为《诗论零札》。才明确提出。

持论至此，并不为让郭沫若、胡怀琛、叶伯和等与胡适争夺中国新诗始祖地位，更不为确定到底何年才是中国新诗元年，而重在展现开端应有的纷繁、多元的开放性质。萨义德说：“人的心智在面对一个遥远的过去时，更愿意去想象一个强大的创始性人物，而不愿在无数解释的文本里细细查究。”[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第60、42、29-31页，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在一般的话语中，提到一个开端(或一般性书写中的多个开端)，就意味着有一个具体的日期或时间要被固定下来，这种做法，相比于我对开端怀有的巨大热忱而言限制性太强了。”[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第60、42、29-31页，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中国新诗“百年”的计量之所以无稽，正是由于它折射出对权威者的盲目迷信、刻舟求剑的僵化思维和不加深思的草率态度。

三、悖于事实的进化观

“开端”渐渐生长，便理所当然地与物理时间轴上的相关者存在“先后顺序”或“世代更替”的关系吗？萨义德在他的《开端：意图与方法》这部晦涩又蓄积着惊涛骇浪般力量的沉思之作中，不仅否定了这种线性关系，而且认为，“从我所说的开端生发出的秩序，我们甚至无法用一个图像来准确把握”。[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第60、42、29-31页，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韦勒克也曾否定进化论文学史观：“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基础的。文学中并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发展和退化这些现象，不存在着一个类型到另一类型的转变。在类型之间也不存在生存竞争。”[注]〔美〕韦勒克：《文学史上的进化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第57页，丁泓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尊重和勘探开端所带来的“无以名状”的漫漶情形，对中国新诗的理解便可进入更加宏阔、更具启迪性的境地。

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的开端。上帝在重新创世之前也选择了诺亚，没有方舟里的旧世界就没有新世界。中国新诗亦然。俞平伯的《冬夜》常被人诟病为旧词曲所束缚太过，胡适的自我批评也正适用于此：“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脚，恐怕终究不能回复那‘天足’的原形了”；[注]胡适：《〈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第1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8月。但闻一多敏锐地指出文化遗产的双刃性：“词曲的音节，在新诗底国境里并不全体是违禁物，不过要经过一番查验拣择罢了。”他说，《冬夜》中固然不少对旧词曲“生吞活剥”以致“破碎”、“喽唆”、“重复”之作，但也不乏《凄然》这样因“查验拣择”得当而“不滑，不涩，恰到好处，兼有自然和艺术之美”的佳篇。[注]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梁实秋：《〈冬夜〉〈草儿〉评论》，北京，清华文学社，1922年11月。再如，民间的歌谣在中外都是很古老的文体，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文学革命的闯将们深谙其赋予中国新诗以别样生趣的奇妙魅力，发掘它点铁成金的可能。[注]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它的发起者、参与者包括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它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于1922年12月，胡适、朱自清、朱光潜、钟敬文等均参加过编辑或撰文工作。歌谣的影响也鲜明地显示在众多新诗人如刘半农、刘大白等的作品里。若从空间视角考察，所谓“横的移植”也激活了中国新诗的关窍。胡适说：“《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注]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第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这句话除了再次印证他本人不认可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8首诗是真正的新诗之外，也有力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他突破创作瓶颈、乃至对中国新诗质变的重大意义。仅沿此寥寥数例伸展，已可见中国新诗的开端以形态各异的根须扎入词调、民歌、翻译等土壤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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