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闻界对摄影术的认知与运用考(3)

所谓“革新”,是从对过去石印绘画的质疑开始的。本雅明曾论及西方摄影与绘画关系,“从新的技术和社会现实来看,随着绘画和图解信息中的主观成分越来越受到质疑,摄影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大了”。批驳矛头直指绘画图解有失客观与真实的弊病,这恰与中国报人的观点如出一辙:“盖石印式之画报,系利用人工描绘,然后点石为板,此种印法,其弊在不能传真,仅传其意而已。”有人对此表述更为直接:“图画是一幅凭着主观意志去描写景物平均的形殼,照片便是此景物一刹那间客观的综合的表现……照片为客观的,实体的,图画为主观的,造作的表现耳。”诸如此类的指摘不无道理。单从《申报》创刊人美查对待图画的标准即可知:“不必据以为实录而大略具备于是,阅者会其意而勿泥其词也可。”石印新闻画不基于现场摄取,而往往以虚拟想象加工的生产机制,势必导致新闻真实客观性的缺失。中法战争期间,《点石斋画报》不仅对“马江失利”避而不谈,还凭空描绘法军将阵亡士兵尸体抛入海中的画面,让读者误以为此役中方大捷；“合议画押”一图甚至将签订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条约》视作“沪上居民闻此佳音,莫不欢欣鼓舞,谓能化干戈以玉帛也”的喜闻。不管是画面,还是图解,都暗含掩饰、歪曲和捏造的可能。

有鉴于此,后来者虽盛赞《点石斋画报》是“我国以图画传达新闻的首创”,但也惋惜“假使该报能随合时代需要,改用摄影制版维持到现在,一定站在文化事业的很高地位了。”《时事画报》更在报道德国写真博览会时感叹国内对手绘图画的吹捧无济于实用:“吾国图画之学,不曰某氏笔法苍劲,即曰某氏笔意高古。张屏挂壁,可饰作美观也,什袭珍藏,仄啻异宝也。以言实用,则何补焉,”同时为世界摄影业发达水平的震惊,“今对于写真赛会,当瞠乎居后矣。虽然,补牢未晚,焉知后来者不能居上耶？”并盖“急起直追”之印。表明了要从摄影着手,“后来居上”的雄心。

与之相对,新闻摄影则将镜头对准了社会现实与内政外交,在20世纪初的革命时空里走向上风。随着国人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近代报刊事业在救亡热潮推动下从谷底逐年回升。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纷纷创立报刊杂志,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主张,报刊的舆论引导功能愈显其效。新闻事业以“能量倍增器”舆论效应加速社会运动的进程,为公众的思想交流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体系和公共领域交往的平台,“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此时报刊上的新闻照片便与文字一道,服务于既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图像论政”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地位。

新闻摄影的兴盛被认为与革命战争直接关联,“光复之际,民军与官军激战,照片时见于报端。图画在报纸上地位之重要,至此始露其端。”“我国之新闻摄影,可说与革命军同时崛起。”诸如此言均强调辛亥革命时期新闻摄影爆发式增长的情形。但自铜版术传入至辛亥革命前,照片在报刊的地位已不断提升。1901年《万国公报》以半版篇幅登出《醇亲王奉使过上海图》,开启报载时事新闻照片之先河。此后在内忧外患特定环境里,照片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和舆论工具被使用,发挥出政治动员的作用。

新闻照片首先成为向民众传达事实的工具。且以1905年2月“南昌教案”为例见证新闻照片的威力。其时法国为欺骗舆论,散布知县江召棠“系属自刎”的谣言,《时报》在3月17日刊登江令被刺后照片,并配以说明文字描述图中伤口详情；《京华日报》更在头版位置刊出江令颈部特写画面,编者按语指出:“教士既下毒手,又肆毒口,捏造情形,说是自刎。本馆再四辩白,今特把江大令受伤的照像,做成铜版,印入报内,请大众看看,有这样自刎的没有。”谣言不攻自破,让民众知晓事实真相,造成舆论压力以匡正时局,所谓“闻于耳者,不如接于目之易感；得之文字者,不若按之图画而益真。”报刊多次文字“辩白”却是空口无凭,终在照片的佐证下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谎言。这正是本雅明所提及的,照片以透明化方式捕捉到现实与真相,以一种“精密语码”而非“象征性手法”来“传达纯粹的事情本身”。它所展现的外部世界的权威,推动着社会政治交往围绕事实展开。

当时有报人论及办报方针,就指出“外国报纸,常有插入图画,加以解说。使人一目了然,意甚善也。吾国报纸亦可仿之者,图画不可不多也”,“美人虐待华工之景状可刊也,美货之商标可刊也,各华商拒约会议可刊也,各华商之焚弃货物真景可刊也……”。“景状”“真景”便是要用照片真实地呈现现实境况。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首次使用中国人自制铜版术就刊载了包括《檀香山焚烧华人市场惨状图》在内的众多新闻图。1907年中国新闻史上首份大型摄影画报《世界》在巴黎创刊,专设“世界最近之现状”一栏,刊登了大量“真景”照片,内容如1905年上海人民在反美爱国浪潮中烧毁英领事摩托车、英国人储运鸦片等,对于激起民众爱国热情意义犹大。该报因印刷精美、新闻价值高被誉为“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在早期成功尝试下,新闻界对于摄影的功能乃至权利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以至于1909年天津福升照相馆因国内报刊大多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计划拍摄慈禧“奉安大典”被清政府拘捕定罪后,便有报纸直言不讳地批判政府:“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为捍卫新闻摄影正当性而作出不惧强权的斗争,可见此时新闻摄影在报界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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