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闻界对摄影术的认知与运用考(7)

对于摄影记者人才素质和作品质量的讨论,亦是时人对新闻摄影价值标准逐步探索和确立的过程。林泽苍首先将“新闻价值”概念引入摄影领域,提出“新闻摄影,最要之点,在于有‘新闻之价值’。”新闻界需要何种摄影记者,拍摄出什么样的新闻照片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基本完备的判断要素。新闻照片要讲求时效性,“因为日报是必须有时间性的……一待时过景迁,人们的眼光早又转到别的时事去了,而照片也就成为明日黄花。”摄得有效的新闻照片,为了刊载先人一步,“冲晒须敏捷,不宜提早回家,因恐紧要新闻或因此而失。”作为各报互相市场竞争的卖点之一,新闻照片又特别注重独家与独特性,记者要从通过选材、站位、临场发挥等各个细节突破,争取摄得别具一格的佳作,“试思十余人同在半圆形中争摄一人,则其所得之照片相差极少,登于刊物中,几何雷同,故‘创作’即他人所无而又有新闻价值者方为贵。”彼时便有文章指导摄影记者在重要集会时主动争取上台摄影的机会,因为在重大新闻面前“非此不足出奇制胜,他人均无而我独有者,斯为贵耳。”摄影记者本身更要秉持良好的的职业道德与新闻素养,不能“失却摄影记者原有之高尚地位”,要把“有内容,有容积,于时代知识和思想有阐发的材料多登一点,”一要确保所摄照片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因为其“目的在于作为事实的证明的,不是专做艺术上的赏鉴,”二不可为了吸睛拍摄违背社会责任的猎奇照,比如“诲盗诲淫的新闻照片登在报上,虽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惟于社会的风化,殊有毁伤。”

伴随实践经验的丰富和学理研究的深入,到了三十年代末,一位摄影记者将要满足这样的条件:“须有灵敏的脑筋,活泼的眼力,聪明的耳朵,健全的体格,和向前的勇气,然后才能够得到他所要摄的照片,然后才能够构成自存一格的风范。”针对新闻摄影从业人员与作品的标准建立,意味着行业内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摄影记者成为了一种得以持续发展和进步的稳定职业。

3.由术至学:新闻摄影纳入知识版图

摄影记者刚在我国兴起之时,戈公振叹息“惜国内有新闻学识之摄影记者极为缺乏,所摄之照片,多呆笨而无新闻化,”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职业发展初期理论教育缺失所致。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最早期并没有被视作学问纳入教育体系,相反,作为商业照相馆盈利谋生的技术资本,往往只能先师法外国摄影师,再以师徒继承、言传身教的方式留存。十九世纪末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便广收门徒,“今庙内外照相馆,不下十数家,皆其弟子徒孙也。”掌握摄影的人“视同枕密,不肯轻易示人”,行业外人即便好学也不得其法。直至1872年英国德贞译著的《脱影奇观》问世,“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也为清除有关摄影的奇谈怪论和诋毁谣言起到了很大作用；清末在政府“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银奖的《实用映相学》才首次面向业余摄影者作了一般知识的普及；及至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在实业救国幌子下发展工商业,各省相继成立工艺学堂,照相也是其中一种,如1906年济南成立了传习所,分设照相等十科,始形成最初的摄影职业教育。

当摄影逐渐成为报纸工作的一部分的同时,新闻摄影也逐渐作为一门知识被列入新闻教育的内容。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在我国报学专著中第一次提及新闻摄影,邵飘萍将“写真”列为新闻记者必备的技能之一。同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正规新闻教育机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成立,第二学年便开设“照相制版术”,每周授课一学时。当时各大报设立照相铜版部已成潮流,平民大学开始摄影印刷技术教育正是顺应趋势的创举。1924年开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设置了“照片”和“报纸图画课”,曾任新闻系主任的黄宪昭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一文谈及“报纸图画”课的任务时写道,“‘报纸图画’研究报纸之插图,在现代报纸上之地位及功用,特别注重画报编辑方针及安排图画等方法。”到了报纸摄影附刊和摄影画报风行的年代,这门课便将重心转移至培养具有摄影图片知识的新闻人才。复旦大学新闻系在1929年创建之时直接将“照相”列为必修课。上海民治新闻学院更史无前例地把新闻摄影列为四门重点课程之一,聘请曾任上海《新闻报图画附刊》特约摄影记者的杨霁明担任教师。

我国首批职业摄影记者郎静山感叹以往学习摄影之艰难:“曩昔国人之究习此道者,以营业为多,即有自供玩赏,或视之为专门学术锲而不舍者,偶有心得,辄秘而不宣,未尝公布于世。”在新闻摄影实践操作日趋成熟的推动下,摄影技能也终于与采写编评一道成为新闻学知识树上的重要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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